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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视专业分工和实用技能的现代社会，人们常以专业思维去判断一个人的所学、所用，以适应社会流行趋势的专业为有用，以不符合社会流行趋势的专业为无用。

上述否定论对国外类似制度的理解也存在误差。[8] 第二，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值班律师在场并为其并提供法律帮助。

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罪辩护或无罪辩护的建议。前者，可能是从特定名册上选择的指定辩护律师，日本采用了这一称谓，但我国为了区分一般指定援助律师与援助值班律师的差别，并没有称其为值班律师。在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或者被告人委托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前，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可以提出法律帮助请求，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英国值班律师不能出庭参与审判，但很显然，这不仅是由其值班律师岗位决定的，还是作为律师的特殊种类决定的，因为事务律师本身不能是出庭律师。从新刑事诉讼法的四个涉及值班律师的条款来看，值班律师具有三项职责： 第一，为认罪认罚的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四、值班律师是在特定岗位值班的辩护律师 值班律师应当具有辩护人身份，这不仅是我国司法体制发展的必要要求，也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二是，律师协会根据律师姓名提前编制名册，根据名册顺序安排值班律师。基于此种超脱性，可以得出赋予规范论者以优越地位、并使其成为法律史上永恒类型的一项论证。

（二）集体意向性与相关市场的界定 相关市场是一种制度性事实，而不是原生性事实。这是因为竞争的目的是限制市场权力的集中，这一目标只能由国家来实现，国家在反垄断中的主动作用是当然之义。唯有合的合作才能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真正实现作为公共利益的环境利益和作为私人利益的经济利益的共赢。干预主义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是当今颇具争议的人物，被贴上传统的19世纪自由主义者、意大利谱系中的法西斯主义者、保守派的革命者、具有洞察力的马克思的评论家、反犹主义者等标签，对其定位莫衷一是。

企业在市场中具有垄断者和竞争者的双重身份，其通过竞争（如差异化策略）导致垄断（如增强了市场支配地位），企业之间的某些垄断（如合谋）也可能促进更大范围（如地区间或国家间）的竞争。然而，历史的传统并非可以轻而易举地挥之即去。

对于微软案件，有媒体评论道：微软财富固然值得珍惜，但微软以自己的实力损害了一种竞争机制，一种能让更多的微软诞生的机制，那就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机制。人们普遍这样认为：这一基本保留至1945年的裁决利用公共利益等大词使得卡特尔合法化，对其活动没有规定多少明确的限制。实践证明，弹性保护模式不仅是有效的，而且符合竞争利益和竞争法的特质。没有形而上的道，仅有形而下的器，是缺憾所在。

如今的效率大词被芝加哥学派作为终极辩护，和当年所使用的公共利益大词的功能如出一辙。竞争提高效率，合作也同样提高效率。反垄断法强调国家以有为的方式间接干预经济。因此，反垄断法维护竞争自由的立法目标决定了其对知识产权的作用不仅仅是规制，更应理解为一种在追求自由、充分竞争的经济环境基础上的对所有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保护。

其次，人之理性仅仅是有限理性。制度并不是规则的机械加总，个体性和空洞化的决断也不会产生稳定秩序，施密特在扬弃规范思维和决断思维的基础上，提倡对抗规范主义的制度思维。

可以想象，没有美国政府对于市场竞争制度的极力维护，比尔•盖茨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而微软公司也就不可能成为微软公司，比尔•盖茨很可能在发达之前就被某种垄断的力量扼杀在摇篮里了。不过，在立法文件没有采立竞争权或类似概念的前提下，法院的司法解释迳行使用公平竞争权一词显然不甚严谨，更何况《行政诉讼法》作为保障实体法规定的实体权利的程序法，原本不需要也没有必要越俎代庖规定实体权利。

如果对垄断一概加以制裁，无疑将陷入一个怪圈：如果对垄断进行严格禁止，势必会限制竞争的激励，其结果就不是保护竞争，而是限制了竞争。三、制度论对竞争法学的方法论意义：中道思维 完备意义上的法治国应该是制度与理念的结合体。经济法市场行为规范致力于制度保护。此外，市场参与者的保护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客观法制度保障的单纯反映。从经济学而言，竞争与垄断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垄断的外延极广。进入专题： 竞争过程 制度思维 集体意向性 竞争权 干预主义 。

在此，功能不是内在于被赋予该功能的对象的，而是必须由某个外在的行为者或行为者们施加给该对象。当合法垄断成了反垄断制度利剑下的替罪羊时，反垄断就意味着反竞争，反垄断制度的悖论就难以避免。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如果将公共利益保护与竞争作为制度的保护等同，公众利益与市场参与者的竞争有关的个人利益将难分轩轾，这就提出了从保护目的维度二者如何彼此相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制度保护本身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只是作为竞争参与者利益的保护，制度保护不只是形成限制其他市场和竞争参与者的行动领域的拘束。

虽然我们强调规则意识的重要性，但应该警惕的是，目前的法律思维中过分膨胀的规范论往往使得人们沉迷于规则。在全球化时代，竞争法的协调问题凸显，但多元融合不妨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各长其长，相济相成，合乎中道，否则只能以同而不和告终。

以此极性极化思维构建的反垄断法大厦很可能危楼不胜高，成为比萨斜塔。决断并不是来自适用规范的结果，而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产物，来自虚无，决断的法效力绝非得自涵摄或法的论证结果，决断本身没有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个人性的意志作用。原生性事实往往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能够通过经验观察而获知的物理或心理事实。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既不能单纯地有为，也不能单纯地无为，而应在有为和无为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其次，如果按照零和博弈模型，就违背反垄断初衷，不会存在反垄断之说，而是鼓励垄断者在相关市场上一统天下。竞争法保护市场参与者和不被扭曲的竞争经济中的整体利益，既致力于个体保护，即保护在竞争过程中的个体行为和决策自由，也以对竞争作为制度的保护为己任，即制度保护。

制度事实在本质上是集体意向性的拟制，而这种拟制最为彻底的情形即是法律拟制。作者简介：张世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删去注释等，原文载于《财经法学》2019年第6期。

以个体戋戋之智无法胜任全能全知之神的工作，所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垄断力或者说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并不当然违法。

在康德看来，理性是人先天具有的把握绝对知识的能力，但并非没有界限，一旦逾越了自身的界限，即会陷入幽暗、困顿之中。学术界其实奉行鸵鸟政策，选择容易的方法，从而也造成通晓知识而缺乏问道、弘道之心，遂与商谈向道无缘，绝无以技进道的可能性。正是这样，在史泰博和欧迪办公合并案中，由史泰博或欧迪公司出售的圆珠笔与沃尔玛出售的相同的圆珠笔，即使出自相同的制造者，在物理属性上一模一样，但因销售渠道的不同而价格各异（在办公用品连锁超市出售与在一般超市出售），所以被法院判定为不同的相关市场。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出台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使用过公平竞争权一词，该解释第1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

他在纳粹时期达到理论高产期。货币只能依赖足够数量的共同体成员持续地对其作出集体接受或承认才能发挥特定的功能。

因为现实的经济不存在完善的和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为了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国家通过传统私法以自由产权、契约自由等工具从正面为竞争机制的充分运行提供基础法律平台。合作本来就是一种竞争方式，反垄断法的目标并不是禁止合作。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8]进入20世纪，莫里斯•奥里乌认为制度为法的根本的至关重要的观念，对德国也产生影响。